童年的惩罚

我最后一次挨打，是在初三那年的端午节。

那天下着细雨，初夏时分，万物带着勃发的生机在时光里奔跑，鱼在门前河沟里游来游去，我提着网兜便出门了。流水哗啦，我弯身在渠里，任父母喊破喉咙，我也没听见。回到家，父亲冲出来，举着细棍朝我屁股抽来。我并不明白为何挨打，可能是吃饭时找不到我，又或许父亲跟母亲有了怨气，见我又不乖，朝我撒气。往前，父亲打我，我会逃跑。而那次，我站在门外一声不吭任他抽。他走了，我蹲在地上看小盆里的鲫鱼，它们张嘴抿嘴，我心里顿生许多同情，看着看着，眼泪就落进了盆里。

父亲并不温柔，他喜欢用粗暴甚至蛮横对付我们。母亲安静，但她一旦动怒，我们也在劫难逃。她表达不悦的方式有几种：沉脸不说话，这是对付父亲的；动怒骂人，这也是冲父亲去的；拿棍子打人，这是对付我和哥哥的。

母亲惩罚我们，有理有据。

八岁，我嘴馋，跟隔壁的伙伴一起拿他家石灰缸里的冰糖吃挨了打。石灰缸，是一个装满石灰的陶罐，农人把珍贵食物装进去保持干燥。那天，小伙伴的父母不在家，我们围缸转悠，一拍即合地把一袋冰糖取出来。糖硬块大，我们不敢用刀砸，于是用嘴咬，他咬完了，我再咬。吃得忘我，却不知他的母亲突然出现在门口。那女人喊着我母亲的名字，大声吆喝，似要把全村人都聚拢来围观我似的。

“哎哟，你小儿子，偷我家冰糖吃哟！”

我母亲抓起一条细棍，朝我奔来。岁月流逝，疼痛已忘，但母亲脸上那种勃然大怒的神色一直留在我心里。那晚，她问我缘由，我嗫嚅不清。她没法忍受那个“偷”字，害怕我长大会成为小偷。她曾说：“就算你成了神偷，我也会报警抓你。”母亲不识字，心里却无比亮堂。有时，我捡了橡皮、钢笔、几毛钱等小东西回家，她虎视眈眈站一边，一脸凶煞气，逼问我到底哪儿来的。再后来，捡了东西我都交给老师，或者送给别的孩子。母亲总是说：“就你会捡，再捡个给我看看？”这听起来有点戏谑却又坚定的反问，像是一把闪亮的刀悬在头顶，瞅一眼，不寒而栗。

兄弟间斗殴，母亲也打我们。哥哥大我一岁，拳脚灵活，我跟他争执，他一出手我便无风可占。有时，我借身外之物，比如棍子或小石头，把他吓走。但有一次，学校的小孩一起游戏，哥哥不遵守规则被踢出局；他不死心来捣乱，我顺手捡起一片碎瓦扔过去，不偏不倚正中他的额头，他蹲在地上，手捂头，不言语。大家跑去看，他额头起了青疙瘩。我倒还来嘴硬，愤愤地说：“看你还捣乱不？”片刻后，我开始惶恐。五月天，紫云英已开花，伙伴们嬉戏着放学。我伤了哥哥，不敢回家。

“小小年纪，对哥哥下手，长大了还不杀人啊？”母亲一边做饭，一边嚷嚷。她哪能容忍我们“自相残杀”，越说越气，把头从厨房里探出来大叫，“晚饭也不要吃了！”她坐在门槛上，声音哽咽，“怎么养了你们这两个小畜生！”从此，我不敢“以暴制暴”，就算哥哥动手，我也忍着，怕母亲生气伤心。

不能伤害他人，更不能不珍惜生命，伤害自己。家门口有条大河，我们经常邀着一帮小孩下河游泳。我们嬉戏完毕，屁颠颠回家。洗澡、吃晚饭、乘凉、睡觉，一切很安然。我和哥哥睡眼迷离时，突然听到有窸窣之音穿过空旷的房屋，待要细听，灯已拉亮，母亲站在床前。“今天下午野哪里去了？”她问，语气不容置疑，充斥着铁证如山的坚定。她手里的竹桠子跟话语一起出击，落在我们光条条的腿上。我和哥哥在床单下翻滚，那模样像是扔在地上的泥鳅，因缺氧而挣扎。我们心知肚明，知道为什么挨打，口里直求饶：再也不去了，再也不下河了。母亲的竹桠子细弱柔软，伤肉不伤骨，一丝一丝铲过臀部和大腿，留下道道红印，第二天，穿上衣服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
母亲企望肉体的痛能唤起我们对生命的敬畏；确实，竹桠子赠予的深刻记忆，促使我们慎微起来，遇事会思考，会害怕。我确实被水淹溺过，与死神擦肩的经历让我懂得成长并不容易；母亲用棍子护佑我们的身体一节节拔高。

在小学里，我还会因成绩糟糕而挨打。拿了不理想的成绩单，父母谁先看到，谁就先打。四年级，我语文考全镇第一，数学全班倒数。正从河边挑水回来的母亲听完同村数学老师的汇报，放下木桶，扔了扁担，开始撵我……嘴里念叨：“平时叫你细心，就不听，看你还敷衍不？”其实，我数学也不是很差，77分。

上完小学，母亲不再打人，上完初中，父亲也不打我们了。我们开始乖巧、听话，认真读书、生活。几年前，哥哥欺负嫂子，父亲恨得牙痒，拿扁担拍他，哥哥不躲闪，任父亲抽打，父亲扔下扁担，老泪纵横。那一刻，我心生疑问，打与被打，哪个更疼。我也突然明白，那些年的皮肉之苦背后，他们也默默流了许多眼泪吧。